十五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于2015年7月18—19日在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和經濟學院隆重召開。本次論壇由《經濟研究》編輯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和經濟學院共同主辦，由“計量經濟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廈門大學）和福建省統計科學重點實驗室承辦。本次論壇共計收到國內外青年學者投稿的論文450多篇，其中英文投稿49篇。不僅投稿論文的數量大大增加，論文質量也有明顯提升。最終通過評審參會的論文為150篇，其中英文參會論文21篇。來自國內外各大高校和科研機構的200多名青年經濟學者共聚一堂，就現代經濟學和我國當前的經濟問題展開了充分的討論和交流。
自2012年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第一屆學術理事會成立以來，按照理事會章程，在每屆論壇舉辦之前，理事會召開一次全體會議。2015年7月17日召開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學術理事會（2015—2017）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由《經濟研究》副主編、編輯部主任、雜志社社長王誠研究員主持，來自全國20多家理事會成員單位代表出席了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論壇理事長裴長洪研究員，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和經濟學院院長洪永淼教授分別致辭。論壇秘書長、《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鄭紅亮教授代表秘書處向理事會匯報了一年來論壇的相關工作，包括上屆論壇入選論文評選和發表情況，理事會章程修改草案的討論，本屆論壇征文工作和本年度“論壇優秀論文”評選工作以及新增理事會成員單位等事項。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優秀論文獎（2015）”獲獎名單，并審議通過了《第十五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入選論文推薦進入〈經濟研究〉審稿流程方案（草案）》，討論了《學術理事會章程（修改草案）》，并討論通過了中央財經大學以學校名義加入理事會的決定。最后，會議討論并決定了下一屆論壇的承辦單位為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
7月18日上午，第十五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開幕式在廈門大學經濟樓舉行，廈門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雷根強教授主持了開幕式，廈門大學副書記、副校長李建發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裴長洪研究員和廈門大學洪永淼教授分別致辭，鄭紅亮教授做論壇工作報告，宣讀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學術理事會成員單位名單。廈門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雷根強教授宣布“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優秀論文獎（2015）”獲獎名單，并由李建發教授和裴長洪研究員為獲獎作者頒獎。
王誠研究員主持了隨后的主題演講環節，裴長洪研究員、田衛東教授（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分校），吳德勝教授（中國科學院大學）及洪永淼教授為本次會議帶來了四場精彩的主題演講。
裴長洪研究員演講題目是“‘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擴大開放”。他首先強調了理解“一帶一路”的十個關鍵內容，具體而言：(1)“一帶一路”強調各國的共同建設；(2)“一帶一路”強調和平發展，開放、包容、均衡和普惠；(3)“一帶一路”的建設目標不局限于經濟層面；(4)“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和共享，是互利共贏與和諧包容的，同時也是市場化運作的；(5)“一帶一路”強調陸海統籌的協調發展；(6)“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單純為了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地位的提升應當是市場選擇的結果；(7)“一帶一路”強調務實與民主的合作機制；(8)“一帶一路”建設是舉國響應；(9)“一帶一路”體現了大國責任；(10)“一帶一路”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的競爭優勢。裴長洪研究員隨后探討了“一帶一路”建設的金融支持問題。以亞投行為例，未來需要處理好以下五個問題：(1)治理結構的安排如何體現亞投行是“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2)如何轉化絕對需求為有效需求；(3)風險評估問題；(4)金融設施和生態環境問題；(5)如何與既有的國際規則相協調問題。
最后，裴長洪研究員專門提到了當前社會上關于“一帶一路”的一些片面認識，強調了以下三個方面：(1)“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它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共同開發，而不是財政援助；(2)“一帶一路”不是為國內過剩產能找出路的制度安排；(3)“一帶一路”是對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補充和完善，而不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和美元國際地位的挑戰。
田衛東教授的演講題目為“Modern Risk Management Problems”。在回顧了傳統的分散、對沖和風險共享這三類風險管理模式后，田教授重點討論了現代風險管理問題，認為現代風險管理包括交易對手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災難風險、系統風險、金融法律風險和模型風險等七類風險，并就對手交易風險、罕見災難風險、金融法律風險等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最后，田衛東教授總結了現代風險管理領域仍待解決的前沿問題以及最新的解決辦法：(1)關于最新處理無法分散風險的方法，包括壓力測試與CCAR等；(2)如何為各類風險進行價值調整，特別是XVA的概念；(3)如何運用傳統的保險理論去應對系統風險；(4)如何發展新的計量工具去識別重要的風險因子。
吳德勝教授的演講題目為“Internet Sentiment and Stock Price Volatility”。他首先從“1870—2010年S&P指數”和“NASDAQ指數和蘋果公司股票價格的關系”這兩點出發，說明了經典效用理論預測能力的不足，信息的集聚和增長使得股票價格的波動難以得到完全解釋。現有文獻主要是基于經典效用理論、行為信息和行為經濟學三個方面，而他則運用計量模型和數據挖掘方法對多元異構數據進行處理，建立了WOERM Model對風險不確定性、風險動態性、風險互聯性、風險沖突性和風險復雜性進行分析，并繼而考慮情緒分析，在情緒分析的基礎上進行GARCH模型回歸，從而形成了sentimentbased GARCH以及sentimentbased asymmetric GARCH兩種方法。在案例展示部分，他介紹了其在數據挖掘上的三項主要工作：(1)基于新浪財經論壇用戶數據，從用戶的活動數據分析用戶情緒；（2）基于中國官方的主要財經媒體數據，獲取文本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3)通過對119股災、530股災等重大股市事件的分析進行回測。
洪永淼教授的演講題目為“Optimal Selection of Window Length in Rolling Regression Models”。樣本外預測作為一種重要的預測方法，在以往的研究當中一般是運用迭代估計或者滾動估計兩類方法。使用滾動估計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對所估計模型不具備穩定性的擔憂，同時滾動估計的參數具有時變性，然而滾動估計方法對于具體使用多少樣本點進行滾動估計缺乏理論上的討論。他考慮了一個時變參數的預測模型，相關參數本身就是關于時間t的函數。時變參數的緩慢、連續變化的假設特性使得其在非參數估計方法的使用上具有了可操作性，同時采用映像的方法則大幅度地減少了非參數估計的偏差。在此基礎上，他具體討論了如何選擇最佳窗口長度，以使得樣本外預測誤差達到最小，進而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演變為UMSFE、CMSFE、GMSFE和CV等四種方法。最后，利用對美國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的預測，他比較了不同預測方法在不同預測樣本情況下的優劣。
在主題論壇后，陸續舉行的25個分論壇(其中英文論壇4個)幾乎涵蓋了經濟學的所有領域。參會代表就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做了充分的討論和交流，下面分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微觀經濟理論與政策、金融理論與應用、國際經濟學與世界經濟、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史等幾個方面分別展開論述。同時各個領域之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研究交叉。
一、 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
（一）稅收、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
稅收、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是本次論壇研究的熱點之一。謝貞發等利用“雙重差分”的方法通過比較1994年分稅制改革前后營業稅與增值稅對應產業的比重變化，識別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稅收分成激勵差異的效應，研究結果顯示差別稅收分成激勵的確對相應的產業結構產生影響，且這種影響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范慶泉等構建了包含動態環境稅、污染累積與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采用Shooting方法計算鞍點路徑，分析了動態環境稅的外部效應，認為漸進遞增的動態環境稅政策通過對資本過度積累的糾正，不但體現了促進經濟增長與降低污染水平的雙重紅利，而且實現了整條鞍點路徑上福利最大化的目標。李明等以企業所得稅為例，檢驗了經濟波動中企業實際有效稅率（ETRS）的變動規律。采用1998—2007年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與地級市匹配的樣本，他們的研究發現，地方經濟每低于潛在產出1%，企業實際有效稅率就上升約012%—019%。范欣等則基于地方政府利用稅收這一工具開展稅收競爭的視角，檢驗了稅收、稅收競爭是否有利于打破國內市場分割，并基于極大似然方法、擬極大似然方法和矩估計做了實證分析，發現“以鄰為壑”現象在中國仍長期存在。
童健等構建了環境規制、要素投入結構與工業行業產業轉型的理論模型，采用2002—2012年間中國工業行業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這一影響機理。他們的研究發現，東部地區環境規制的技術效應大于資源配置扭曲效應，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能夠促進工業行業產業結構轉型，而全國、中部和西部地區資源配置扭曲效應與技術效應大小會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而變化，環境規制強度對工業行業產業結構的影響則呈現“U”型關系。黃曉芬等構建了一個基于要素密集度差異的兩部門（臟部門和清潔部門）經濟增長模型，討論了資本深化、技術進步、環境政策對經濟結構變遷和生產側CO2排放的內在影響機制。理論和數值模擬發現資本深化、臟部門技術和減排技術進步誘致的結構效應不利于CO2減排，而清潔技術進步和勞動力水平上升誘致的結構效應利于CO2減排。崔靜波等在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中引入碳排放和低碳技術升級，構建了污染企業技術選擇、貿易和氣候政策三者之間的理論聯系機制。數值模擬發現國外單邊碳減排和碳關稅氣候政策對中國企業出口和技術升級的影響各異。張文城等以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產出表序列及其環境衛星賬戶作為共同的數據基礎，采用11種碳核算方案對1995—2009年28個發達國家和12個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碳排放責任進行綜合評價和比較分析，發現發達國家的消費側排放責任普遍高于其生產側排放責任，而發展中國家則恰好相反。
（二）房地產、金融政策與經濟增長
譚海鳴等以房地產這一代表性的資本品為紐帶，結合庫茲涅茲長周期理論和城市層級體系理論，構建了適合中國的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同時基于日本戰后的人口數據和宏觀經濟數據，研究人口老齡化和人口遷移對中國2015—2050年經濟增長、城鎮化和房地產價格的中長期影響。周華東等探討了住房財富效應問題，引入關于家庭收入預期、地區金融自由度及地區生產率沖擊等控制變量克服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并基于中國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這一準自然實驗背景，研究表明中國顯著存在正向住房財富效應，即房價上漲促進了居民消費。唐茂鋼等使用隨機動態最優化模型，得出考慮單位建設用地產出不確定性時的土地出讓價格的表達式，再運用空間動態面板模型對土地出讓收入的影響因素進行計量分析。
馮明等通過構建商業銀行寡頭競爭模型并引入有差別的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制度設計，從微觀機制上刻畫了定向降準的作用機制。研究發現，定向降準能夠降低定向部門的貸款利率，但與此同時傳統部門貸款利率也會下降。只有當貸款需求利率彈性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定向降準才能起到收窄定向部門相對于傳統部門貸款利差的效果。王博等采用工業企業數據庫1999—2009年持續存活的19000多家企業，分析企業商業信用使用與存貨管理之間的關系，以及危機時期的新特征，并通過劃分企業產權性質，分析面臨不同銀行融資約束程度企業的不同表現，試圖以此更全面地了解企業存貨的管理行為，以及了解經濟波動的原因。楊經國等在一個帶有金融摩擦的兩國開放DSGE模型中，分析了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探討了危機傳染下一國量化寬松政策對于另一國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研究發現金融危機通過貿易聯系進行跨國傳染，其傳染效應又通過金融摩擦被進一步放大，在此機制作用下，本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效果會受到國外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
李一民等研究了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在經濟轉型階段對國民經濟各行業信貸資本配置的效率影響，發現利率市場化程度與信貸資本行業配置效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銀行效率的提升更多地來自于純技術效率的提升。張琳等分析了貨幣化（M2/GDP）、居民儲蓄率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認為居民儲蓄存款可能是中國高貨幣化水平形成的同時并沒有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蔡偉毅分析了利率沖擊與流動性沖擊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基于VAR的實證結果表明，大宗商品價格與實際利率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且短期實際利率比長期實際利率更具代表性，全球流動性沖擊與全球利率沖擊的脈沖響應函數特征并不相同。孫傳旺等分析了新常態下中國化石能源生態價值與代際補償核算問題，采用生態足跡模型核算了1991年至2013年中國化石能源生態價值補償，預測了化石能源生態足跡的變化軌跡，并討論了代際間化石能源生態價值補償的責任劃分。劉海明等利用擔保數據，建立了上市公司之間的信用擔保網絡，并基于企業之間內生互動的網絡視角研究了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發現寬松貨幣政策有利于企業擔保圈的形成，而擔保圈放大了緊縮貨幣政策對公司價值的負面影響，擔保圈對于貨幣政策周期效應的放大機制源于其傳染效應和順周期杠桿效應。
（三）國民儲蓄、公共負債和公共產品供給
郭玉清等建立了一個中央地方互動博弈模型，研究發現傳統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模式隱含著三種可分離的救助預期激勵機制（政績競爭壓力、成本分擔份額和中央救助傾向），驅使地方政府以策略性舉債拓寬預算，試圖將償債壓力通過公共池轉嫁給其他地區。曲兆鵬等利用中國城鎮家庭調查數據，借助中國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以及2003年以來住房價格迅速上漲所形成的“自然實驗”，使用雙差分模型對子女性別是否會影響家庭儲蓄率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住房改革和房價上漲都沒有使男孩家庭的儲蓄率顯著高于女孩家庭。郭凱明等利用統一增長理論研究了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對勞動力供給的長期影響。連洪泉等利用策略型和實際決策型公共品實驗研究不同情境公共品自愿供給多樣化行為的異質偏好基礎，并討論了不同情境變化擠進或擠出偏好的自愿供給效應，發現自愿供給水平及類型在不同情境呈現多樣化，不同情境的條件性合作行為和占比最大的條件性合作者是序貫公共品實驗的兩大特征事實。
二、 微觀經濟理論與政策
（一）人口、性別、勞動力遷徙和供給
謝慧華等采用斷點回歸的方法分析青少年逆境與長期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發現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慢性疾病和心理問題的困擾，這一結論與青少年的性別沒有關系，且擁有兄弟姐妹越少，影響程度更深。胡楓等通過使用CHARLS數據分析了成年子女遷徙和年邁父母在家里的勞動力供給之間的因果關系，其結果表明已婚女兒的遷移對中國農村年邁父母的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很小，而該效果在父母的性別、年齡、教育、家庭財富等方面差別也很小。蔡澍及其合作者分析了為什么微型貸款在有些地區十分成功而在別的地區卻不成功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基于貸款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摩擦的理論模型，并隨機在中國貧困農村地區選取村莊的貸款普及度數據做了檢驗，發現貸款普及度的外生性增加會顯著加大貧窮家庭的移民行為。胡志成等使用2010年中國家庭動態調查數據，考察了文化觀念對女性生育水平、性別偏好和女性發展的影響，認為文化對生育行為和女性發展有顯著影響，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傳宗接代觀念是導致男孩偏好和阻礙女性發展的重要原因。梁超等基于CFPS的2010年數據，研究計劃生育對家庭子女數量和子女質量（教育水平）的影響，認為計劃生育有效減少了生育子女的數量，提高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同時，由于家庭收入約束、地區教育供給差異等原因，同樣的生育政策對于偏遠地區、低人力資本和農村家庭的作用更大。
陸方文等研究了新經濟時期的子女性別和父母幸福感關系，并分析了不同成長階段對幸福感的影響。李烜等研究了女性是否較男性有更強的利他性，以及男性、女性和中國人、外國人的兩種特征是否對人們做出利他行為產生影響。王春超等運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重點從職業性別隔離的視角分析勞動者性別收入差異形成和擴大的原因，發現近十年來性別收入差異在不斷擴大，并且隨著收入的提高，性別收入差異更大。于麗等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2011年的全國城市數據，對不同家庭結構的適齡退休老年人再就業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雖然養兒防老現象存在，但老年人的子女數量和再就業概率與父母對子女的凈轉移支付呈正相關關系。任繼球等對比了中國與發達國家在勞動力市場性別差異變動趨勢的差異，歸納了中國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勞動市場性別差異之謎，結合中國服務業發展數據和全要素生產率指標，從服務業發展滯后和技術進步率低的視角對“性別差異之謎”進行解釋。
（二）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
鄒薇等建立了含有企業家管理才能、管理知識存量、投入技能和非技能勞動數量幾個相關變量的生產函數，從理論上說明了企業利潤最大條件以及企業家精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實證結果發現企業家精神水平越高，則企業需要的勞動越多，產出越大，利潤越高，勞動也會向企業家精神高的企業轉移。鐘建軍等利用2000—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和中國海關數據，借助分位數回歸方法實證檢驗了進口中間品質量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發現中國企業進口中間品質量總體為上升趨勢，本土企業進口中間品質量普遍高于外資企業，進口中間品質量可借助“學習效應”和研發“替代效應”機制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張伊依等比較了中美細分行業平均相對質量的動態變化，以及中美兩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三類行業的平均相對質量的差異，利用門檻回歸方法檢驗了技術引進陷阱與門檻效應。張勛等在基準的明瑟收入方程中加入基礎設施變量，實證結果表明，農村基礎設施總體上有利于提高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從而有利于縮小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農村收入較低的群體從這些基礎設施中獲益更多，這意味著農村基礎設施還可以改善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
（三）資源、市場結構、所有權結構與經濟效率
鞠曉生等建立了企業總部的遷徙模型，利用2004—2012年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情況的數據，使用Probit等計量方法對遷徙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地區要素交易效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公司總部遷移的概率，地區要素交易效率越低，公司總部遷移的可能性越高。蓋慶恩等在標準的兩部門模型中，引入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安排，使用StoneGeary的效用函數從理論上說明了土地市場扭曲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機制，發現若土地能夠有效配置，中國農業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將提高122倍，農業勞動力占比將下降1999%，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187倍。邵明偉等基于汽車產業的鄰近性等特征性事實，以垂直關聯行業區位均衡模型為基礎并引入稅負水平因素，利用2002—2011年省域面板數據和（空間）動態聯立方程模型，從內生性視角研究中國當前汽車“整零”行業空間分布關系以及區域勞動力成本、稅負水平的影響。趙國等提出了一個和有限理性的范式相一致的動態博弈模型，認為該模型可以解決一些經典理論長期存在的矛盾，如Arrow & Sen的不可能定理等。陳霄等利用UNComtrade和海關數據的研究發現，Pierce & Schott (2014) 關于關稅不確定性對出口的顯著影響的結論主要是由紡織和服裝（ATC）產品導致的，剔除之后這個結果不成立，關稅不確定性的影響很可能受到進入成本的制約。廖謀華等建立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性特征和自1995年以來的土地市場的模型，對經濟中推進集中勞動分配演變的關鍵性產出資源的洲際壟斷力量作用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模型的一大重要預測結果是，導致土地價格動態變化的政策會導致一個U型勞動分配時間剖面，同時勞動分配在初始狀態是增加的，達到一個峰值后再下降。Paul Hubbard等用世界銀行2005年至2012年公司賬戶數據估計了中國的國有企業資產回報率和非國有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并用相同的數據與Dollar & Wei在2007年所用的模型做了比較分析。于佳等研究了中國在非洲的OFDI的特征和決定因素，并探究能源和資源獲取能力對于OFDI的作用，是否中國更傾向于向實力弱小的國家進行投資，以及中國對于非洲的區域性投資的選擇等問題。陸方文等的實驗研究發現，領導服務提高了學生的考試成績和在班級中的受歡迎程度，使學生更加積極主動，并提高了學生對成功的信心。
王藝明等通過微分博弈策略分析方法，對兩個國家間的貿易策略進行了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貿易合作降低了關稅稅率，提高了兩個國家的收益。兩個不對稱國家間的時間一致性關稅合作將有效地降低關稅稅率，但是自由關稅協定（例如零關稅稅率）不一定具有時間一致性，在生產力和時間折現偏好方面的高異質性國家，常常達成不穩定的自由關稅協定。魏春燕等通過2007年至2013年中國企業的銷售目標大樣本數據，檢驗了目標棘輪效應是否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發現了棘輪效應的大小和不對稱性受到外部沖擊影響的證據，企業根據外部有利的變動相應地減弱了棘輪效應，而在外部不利變動的情況下相應地加強了棘輪效應。鮑小佳等對水資源缺乏的北方農村地區的2007年至2009年880戶家庭調查數據進行了研究分析，通過對數人均用電量（用水量）對溫度變量和家庭特征變量回歸，發現每減少一個家庭成員，人均水電消費將增加20%。在控制家庭人口數目不變的情況下，女性比例越大，人均水電消費越大；氣溫每增加1攝氏度，水電需求量平均增加2%。鐘騰等研究了房地產市場的資源錯配效應，發現中國的房地產價格對非房地產投資和企業創新有負面影響，即房地產市場存在嚴重的資源錯配，同時由于軟性預算約束，資源錯配效應對國有企業的影響較小。
馬松等以成都、宜賓、自貢、營口和昆明等城市實地調研所得的414個民營非上市中小企業融資性擔保貸款樣本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企業主的政治背景在其貸款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溫軍等在Dessi & Yin （2014）提出的風險投資剝奪行為對企業創新影響的模型基礎上，納入增值服務機制并對剝奪行為的創新失敗概率內生化，并基于2004—2013年深圳中小板和創業板IPO前數據，運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計量技術進行了實證檢驗。張霖琳等利用手工搜集的2003—2012年央企、省屬國企及市縣級國企董事長、總經理或黨委書記離任后的去向及升降數據，采用多元有序logit回歸模型檢驗國企高管升降的潛在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不同行政級別國企高管的晉升評價機制有交集，亦存在結構性差異，業績好、年齡小、學歷高則在晉升中占優。王瑋等通過構建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引入金融摩擦和企業家精神，探究異質性個體模型中金融市場不完善對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的影響。模型結果顯示，金融摩擦會加劇財產性收入的不平等，但是與基尼系數的關系是非線性的，在金融摩擦較小的范圍內成倒U型。楊道廣等以媒體負面報道數量衡量媒體壓力，從企業創新的視角對此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媒體負面報道數量與企業創新水平顯著負相關，支持了“市場壓力假說”。在區分媒體報道的內容、來源、嚴重性及深入程度后發現，與會計相關的負面報道數量更可能與企業創新水平負相關，證實了短期財務業績壓力是抑制創新的主要原因。
王凱等以2004—2013年A股地方國有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檢驗了企業慈善捐贈行為與所處金字塔層級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分析了地區市場化程度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實證結果表明隨著金字塔層級的增加，地方國有企業的慈善捐贈傾向和規模皆先增加后降低，二者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郭峰等通過對2001年至2012年12種中國經濟學期刊上發表的19000多篇學術論文的文獻計量學分析，發現中國經濟學期刊編輯部在一定程度上會偏愛該期刊隸屬單位的研究人員，形成“關系稿”。李江一等利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的微觀面板數據考察了“房奴效應”是否可解釋中國居民消費傾向的持續下降。結果發現“房奴效應”顯著擠出了家庭消費，其中購房動機使家庭總消費降低了7.9%—10.3%，且主要擠出了家庭的食品衣著、教育娛樂支出，償還住房貸款抑制了13.8%—17.4%的家庭消費，且主要抑制了家庭的耐用品、住房裝修維修支出。
程杰等利用全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觀察發現，養老金存在兩種明顯的扭曲效應：一是就業抑制效應，養老金激勵尚處在勞動年齡的人口更早退出勞動力市場，養老金覆蓋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51.0%。二是工資抑制效應，養老金作為一種經濟補償干擾了工資形成機制，傾向于壓低市場均衡工資，被養老金覆蓋使勞動者的小時工資下降43.5%。孫婧芳等對2001年至2010年城市本地勞動力和農民工所面臨的就業機會和工資變化進行了研究，發現農民工的教育回報率大幅提高，與相同學歷的城市本地勞動力的教育回報率相似。農民工的工資決定機制與城市本地勞動力趨同。滕飛等以2006—2013年滬深兩地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部分可觀測Biprobit模型研究了產品市場競爭程度對公司違規（含違規傾向和違規稽查）的影響。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公司所處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越激烈，則公司的違規可能性越高，但是其違規行為被稽查的可能性卻越低。張帥等從食品需求角度，考慮中國消費者群體巨大、消費者收入水平低這一基本國情，認為中國現階段食品安全問題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度的有效需求低，而消費者群體巨大和消費者收入低又是導致食品安全度有效需求低的原因。
三、 金融理論與應用
（一）公司金融和銀行理論與應用
倪驍然等分析了控制型少數股東沖突與公司庫存現金之間的非線性因果關系，利用中國2000年至2013年的金融數據，使用兩階段靜態模型的實證分析發現，控制型股東資金占用和公司庫存現金存在著顯著的U型關系，這一關系隨著投資者保護的加強更為明顯。同時U型的擴張點與投資者保護強度存在反向比例關系。王春飛等利用2008年監管政策提供的良好自然實驗機會發現，從總體平均意義上看，“半強制”股利政策可能會降低受影響公司的股權融資成本。進一步考慮公司異質性后，在代理成本較低或信息透明度較高的公司中，“半強制”股利政策發揮的作用更明顯；但在外部融資約束較大的公司，半強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溢價被明顯削弱。張璇等基于2005年世界銀行中國企業微觀調查數據，考察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信貸腐敗和融資約束對企業研發決策和研發投入強度的影響。結果發現企業的信貸腐敗行為和融資約束都顯著地抑制企業創新；對有信貸腐敗行為的企業而言，融資約束對企業創新的抑制作用更強。
辛宇等系統地考察了民營企業創立時出資來源的主要影響因素，尤其是對地區宗教傳統和企業家個人宗教信仰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及其與從政文化和市場化程度之間的互動關系做了探討，發現宗教傳統和宗教信仰在較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的整體信任水平以及對企業家個人的信任水平和家族情感聯結。陳霞等使用2005—2013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從校友關系、工作經歷、老鄉關系、協會成員關系四個方面判斷獨立董事與CEO的私人關系關聯，研究發現在中國制度背景下，獨立董事—CEO私人關系關聯程度越大，公司績效越好，在解決了可能的內生性之后，結論依然成立。魏志華等以2005—2013年我國滬深兩市2072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基于避稅、構建內部資本市場、大股東“掏空”以及盈余管理等四個視角系統考察了關聯交易的潛在動機及其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與作用機制，實證結果顯示關聯交易顯著提升了公司價值。
余靖雯等利用1999年至2013年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從省級黨代會召開的角度研究政治周期對企業現金持有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省黨代會召開前一年和當年，政治不確定性較高，企業增加現金持有，省黨代會召開后一年，企業現金持有水平降低。陳文等針對小額信貸機構過度依賴動態激勵強化借款人還款激勵使得貸款機構容易遇到信念危機這一現象，在全局博弈框架下，探討如何通過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增強借款人對貸款機構持續經營的信念，認為在統一信息披露監管思路下，監管機構在強化杠桿率監管要求的同時應適度放寬信息披露監管要求。萬曉莉等以商業銀行為主線，結合相關金融監管措施與影子銀行的業務數據，在系統性視角下對中國影子銀行業務的監管套利動因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監管資本套利、存貸比套利、宏觀調控套利以及市場與監管的博弈確實是我國影子銀行發展的主要動因，且越受資本約束的銀行越有動機展開影子銀行業務。李歡等使用年基線調查數據，采用Probit模型、Tobit模型及Heckman兩步法，實證分析個人早年特殊經歷和社會保障等因素對家庭金融風險態度的影響，發現特殊經歷顯著影響個人認知的形成，同時個體的能動反應會反作用于特殊經歷帶來的影響。
陳海強等使用2011年到2014年的年報數據與分析師預測數據，通過考察國內A股上市公司在超預期與未達預期年報兩種情形下異常融資融券交易的變化，來研究融資融券交易制度是否帶來更多知情交易，發現融券交易與負面年報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而融資交易與正面年報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羅煜等基于中國1997—2009年省級面板數據，以各省政法委書記受法律相關教育的情況為工具變量剔除了內生性，分析了法治水平對信貸市場、資本市場以及金融市場化的影響，認為法治水平的上升對各地銀行信貸市場的規模發展有顯著促進作用，對金融業市場化和資本市場發展的影響較不顯著。郭曄等運用2004—2009年美國2775家銀行的微觀經驗數據，采用系統GMM和面板Logistic方法，研究存款保險制度對銀行風險的作用，同時將危機時期與非危機時期進行對比，探討存款保險制度降低銀行風險的有效性，并進一步探討了杠桿水平和銀行治理結構將對二者關系產生的影響。張躍文等利用2000—2012年的A股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數據和二級市場交易數據，運用時間日歷組合法和配對法進行研究，發現現金分紅可以穩定地創造股票長期異常收益率，對于大市值股票和高成長性股票而言，這一現象更加明顯。
宋夏云等以披露公開股權融資和公司債融資的滬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證監會推行公司債發行試點、公司債審核綠色通道和國有產權制度對公司融資的影響。研究結論不支持中國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和國有股一股獨大是股權融資偏好的原因。陳名芹等分析了股利承諾、信息透明度與投資者市場反應的關系，認為《公司章程》修訂內容信息的透明度有利于投資者財富的提升，股利承諾的制度安排得到了資本市場投資者的認可。黃俊等基于行為短視的視角，考察了券商上市對其承銷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相比非上市券商，上市券商承銷的IPO公司進行了更多盈余管理，而且當公司IPO募集資金越多且為民營企業時，這一現象更加明顯。上市券商承銷的IPO公司更易通過證監會審核，但這一影響主要通過實施程度更高的盈余管理所致。王存峰等基于1995年至2014年A股上市公司季度數據，考察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風險承擔和經營績效的影響及其異質性。研究發現上市公司整體處于風險承擔不足狀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風險承擔與經營績效具有抑制作用，且企業風險承擔發揮部分中介效應。陳麗芳等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分析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不確定性所存在的影響。
（二）資本市場理論與應用
崔麗媛等使用工具變量來解決歐拉方程連續迭代所造成的內生性問題，同時利用非參數二階最小平方和估計來提高工具變量非參數估計方法的表現，并以此論證了這一方法在解決資產定價模型時統計上的可靠性以及估計量的漸進性，同時檢驗了這一方法在小樣本條件下的有效性。趙宏飆等應用Hawkes過程和標普500指數的期貨和期權的高頻交易數據對兩個市場中訂貨薄的動態行為和相互影響進行了建模，還分析了期貨指數中的大的外生價格跳躍行為在兩個市場中對訂單到達的影響。研究發現期權及期貨市場指數在經過大的夜間跳躍后，訂單到達行為均存在顯著的結構變化，投資者對正向和負向跳躍有著不同的反應。許志偉等研究了12個亞洲國家和31個OECD經濟體金融業發展和總量存款率的駝峰型關系，通過使用一種可以同時刻畫異質家庭和異質企業的不完全市場模型，解釋了這一特殊關系的成因。黃志剛等建立了一個銀行間資金拆借市場的動態模型，為中國短期利率波動性加劇現象提供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研究發現，流動性沖擊是引起短期利率大幅波動的直接原因，而貨幣政策和信貸市場的結構性和趨勢性變化因素加劇了流動性沖擊對短期利率的影響，采用中國金融數據的實證分析支持了上述結論。
胡慧聰等探討了大宗商品市場與股票市場聯動性演變的內在機制，研究發現自2000年以來大宗商品與股票市場的相關性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巨幅波動，流動性指數可以解釋二者相關性變化的16%。孫凌霞等分析了中國12個部門的回報率與市場股票指數關系，基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0—2011年歐洲債務危機之間的動態條件相關性，發現條件相關性在不同部門和危機中結果顯著。王錦陽等利用Copula相依結構理論擴展了現有的系統性風險測度，用CoVaR方法來捕捉金融機構與金融系統潛在的非線性、非對稱相關關系，以得到適用于不同類型常參數和時變參數Copula相依結構函數的動態系統性風險測度，并構建了嚴謹的后驗分析框架。趙華等基于連續時間跳躍擴散過程，利用中國股票市場所有上市公司的高頻交易數據，采用非參數跳躍識別方法檢驗股票的跳躍性進而建立股價跳躍幅度變量，并以此分析股價跳躍對資產定價的影響。研究發現中國股票市場股價跳躍顯著地影響股票收益率，影響方向為負。柴國俊等構建了一個具有住房消費的資產組合模型，說明風險資產回報與住房價格變化的相關性使得風險資產投資有利于家庭對沖住房價格風險。實證分析發現住房供給彈性每降低1個單位將導致城市家庭風險資產比重和股票資產比重提升大約12—18個百分點。
黃振等利用固定利息債券與浮動利息債券的利差將貨幣政策目標利率分解成預期和未預期成分，探討貨幣政策通過利率機制，特別是未預期到的目標利率變動對企業債券市場的信用利差產生的動態影響與非對稱效應。陳彬彬等在市場分割框架下建立了知情交易者觀察相關資產歷史價格的理性預期模型，分析了交易者觀察相關資產價格對均衡唯一性、市場流動性、價格信息含量及相關性的影響。結果發現交易者觀察相關資產價格將降低資產內在價值的“殘余不確定性”水平、多重均衡發生的概率、交易者期望效用以及市場穩定性，增加知情交易者對私人信息的反應強度和凈交易量。張海洋等分析了信息披露監管與P2P借貸運營模式問題，通過構建博弈模型，發現對信息披露監管的差異是造成是否要對P2P借貸擔保的主要原因，認為擔保模式制約了網絡借貸的創新特性，為促進該行業健康發展，應參照美國模式加強信息披露監管。尚玉皇等構建了一種混頻仿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并結合中國各類混頻宏觀金融指標進行經驗研究。研究結果表明，與同頻模型相比，混頻仿射模型對國債收益率及期限結構因子表現出更好的擬合效果，脈沖響應分析發現水平因子對通貨膨脹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汪金祥等以2005—2013年間具有企業信用評級的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考察了企業信用評級及其變化對股價波動性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信用評級越高、債務違約風險越小，股價波動性越低；信用評級調高、債務違約風險下降，股價波動性降低。周穎剛等運用雙變量兩區制馬爾科夫區制轉換模型刻畫了我國股票市場和國債市場跨市場的非線性關系及其定價機制，發現股票市場和國債市場存在高風險和低風險的兩個區制，國債收益率和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是驅動區制間轉換的重要因素。吳衛星等以2004年到2012年中國開放式基金數據為研究樣本，利用中國基金經理高離職率的獨特數據所提供的自然實驗，檢驗了基金經理、基金本身和基金管理公司對基金業績的影響。研究發現中國基金業績主要是由基金公司的特征決定的，而基金經理特征和基金本身特征并不能決定基金業績。付鵬等以2009—2012年16個季度的所有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檢驗了機構投資者是否存在利用媒體報道來獲取超額收益的潛在動機。研究發現媒體報道對股票價格的影響符合“注意力驅動效應”，即媒體報道數量與股票超額收益顯著正相關。
（三）金融危機和金融風險管理
謝沛霖等運用Chen(2012)流動性折價模型及Geske(1979)復合期權定價模型來估計流動性折價水平與風險，通過分析中國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折價圖得出中國上市商業銀行流動性折價受國際金融環境（包括2008年經濟危機、希臘危機等）以及中國宏觀政策的影響顯著，發現中國上市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折價水平受債務結構及規模所影響，負債占比越多，債務質量越差，流動性折價越大。唐波等利用VAR模型檢驗了行業收益的匯率風險暴露，同時還使用NARDL模型去估計行業收益的長期和短期非對稱匯率風險暴露，并計算了一單位正和負的匯率風險沖擊下行業收益的動態乘子，非線性模型估計結果發現行業收益的匯率風險暴露是非對稱的，非出口企業包括金融企業也存在匯率風險暴露。陳燈塔等應用一種新的套保方法，將資產定價與風險管理融為一體，簡化了套保比率的估計方法，避免了拼接期貨合約問題，并在針對黃金、股指、外匯和原油等四大類期貨市場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如果將定價理論融入套保實踐，套保效果將比簡單套保更好。
四、 國際經濟學與世界經濟
（一）國際經濟學理論
孫瑩等以拓展后的Melitz模型為理論基礎，利用浙江省企業微觀數據，測算以ISO9000為代表的國際標準實施的出口效應。研究結果發現行業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相對于中低技術、中高技術及高技術的企業，低技術企業樣本憑借ISO9000認證獲得了更為顯著的出口增長。楊小海等基于兩國DSGE模型框架，同時根據經濟的基本面對當下中國對外股權投資逐漸開放的過程進行了政策模擬，并評估了其潛在風險。模擬結果顯示，當下若完全開放對外股權投資，中國可能面臨資本外流的壓力，而且外匯儲備將面臨枯竭的風險。潘珊等在一個包含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的異質企業模型中，引入李嘉圖比較優勢，研究了開放貿易對于企業出口以及部門間結構轉型的影響，認為在比較優勢的主導影響下，導致勞動力由國有部門轉移到非國有部門，并且隨著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會進一步加劇結構轉型。楊汝岱等分別從理論與實證的角度對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的測度進行了分析，通過理論模型構建了價格和質量的對數線性表達式，進而以HS兩位數分類為基礎進行面板回歸，選用企業層面產品進口國真實匯率作為價格的工具變量，并通過回歸統計量證明所選的工具變量能夠有效提高實證的結果。
（二）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
陳航宇等探討了投資便利化、貿易自由化對企業出口多樣性以及企業生產率的作用機理。研究發現單邊投資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對于本國而言是一種“損己利人”的行為，而雙邊投資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將會使得本國與貿易伙伴國的福利均有所上升。彭紅楓等將貨幣國際化的必備條件分為經濟基本面因素和結構性因素兩方面，根據國際貨幣的三大職能，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了貨幣國際化絕對程度指數和相對程度指數，并分析了貨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受制于中國的政策制度和金融體系等結構性因素的不足，人民幣在全球市場上的份額始終較低，但呈現出逐漸上升的趨勢。韓乾等使用中國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來研究熱錢對中國上市企業融資成本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熱錢對中國企業的融資成本有顯著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與企業所在城市的開放程度密切相關。這主要是因為部分熱錢通過虛假貿易進出中國銀行系統造成的。張艷等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普查數，基于公平視角，測算可反映高低技能工人工資不平等的指標。通過區分不同的貿易方式，通過探討不同技能勞動的需求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的差異表現，分析其對工資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發現中國高技能工人工資支付更加不合理，普遍存在高技能工人工資向下扭曲。一般貿易出口雖然拉大了高低技能工資的差異，但改善了高技能工人的工資扭曲狀況。
張爍珣等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2000年至2007年制造業企業數據研究了出口退稅對職工工資的影響，并通過勞動密集程度以及員工的議價能力來探究出口退稅影響工資水平的渠道。實證結果表明，享有高出口退稅率的出口企業工資顯著高于其他企業。但在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內，工人工資受出口退稅率的影響較小，而在員工議價能力高的出口企業內，工人工資受出口退稅的影響較大。高凌云等研究了企業動態、產能與出口強度的關系，利用1998—2008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研究發現在位企業效應是影響出口強度的主體，進入企業、退出企業的平均出口強度均低于在位企業。胡賽等通過對1998—2007年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分析，運用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比較了不同出口密集度的企業，并分析影響企業出口行為的因素，并探討企業出口行為的轉變對企業生產率、企業績效等方面產生的影響。研究結論顯示，出口密集度的變化會導致企業生產率發生改變，金融約束是導致企業出口密集度增加的重要原因。邱光前等通過構建出口價格與最低工資標準的面板模型實證分析了中國產品出口價格對勞動力成本的敏感性。總固定效應回歸結果表明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會對出口產品價格產生顯著正向的影響，最低工資標準每提高10%，出口產品價格將上升094%。
倪紅福等基于生產工序探討了出口技術含量和結構的新測度方法，測算結果表明中國技術含量顯著低于國外發達國家，但技術含量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分產業而言，中國第二產業全技術含量高于第一產業和服務業。崔靜波等基于北京市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微觀企業面板數據，構建了研發收入、研發支出、新產品收入、專利申請、專利授權與科學論文發表等六類企業創新指標，并分別進行固定因子回歸，結果表明企業出口能夠使企業創新能力的各項指標有顯著的提高。郝良峰等利用企業選擇創新和出口的條件構建了企業創新與出口的基礎模型，并分別采用出口拓展邊際與出口集約邊際兩個被解釋變量實證分析與企業出口的關系，結果表明企業創新能夠顯著提高出口拓展邊際，但會顯著降低出口集約邊際。
五、 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
（一）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改革
黃凱南等探討了演化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問題，論證了“個體主義方法論”和“整體主義方法論”存在的局限，在學理上闡釋“個體與制度互動主義方法論”對準確理解個體與制度關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古志輝等探究了儒家倫理能否降低關聯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保護中小股東的正當權益，結果表明上市公司所處的地區儒家傳統越強，公司披露關聯交易定價原則和選擇市場定價機制的概率越大。在法治水平較低的地區，儒家傳統與市場定價機制選擇的關系更顯著。劉振杰等使用了2001—2012年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治理風險的數據，利用混合面板OLS和Logit回歸方法，檢驗了地方政府治理風險對中國上市公司總部聚集以及總部遷移的影響，結果表明地方政府治理風險顯著減少了地方上市公司總部數量，對總部的外遷有顯著促進作用。李書娟等采用1992—2012年間轄區外83個家鄉縣或84個家鄉市樣本，以夜間燈光亮度代理經濟發展水平，基于倍差法實證分析發現，省委書記、省長上任后，其轄區外家鄉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提高。
李世剛等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政府與企業雇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度量一個地區的人才配置狀況，對中國地級市2001—2010年間長期經濟增長率的經驗研究顯示，政府-企業間人力資本差異越高的地區，經濟增長率越低。楊光等研究了中央政府作為委托人如何通過合約的設計和調整，避免作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實現中央目標的最大化問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三次財稅制度的大變革，都是中央政府作為合約的設計者考慮到外界條件與自身目標的變化所選擇的最優安排，其本質是內生最優合約的變遷。苑德宇等基于Behrman & Craig（1987）提出的KohmPollak形式的中央政府效用福利函數構建中央投資決定因素的理論模型，提出了效率、公平、政治勢力等因素影響中央政府投資跨區配置的理論假說，并利用中國1998—2012年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了經驗檢驗，研究結果表明在總體上效率因素和政治因素均一致顯著正向地影響了中央政府投資。
黃策等針對污染物不同程度的跨界性及不對稱性，探討了政府層級間污染治理責任劃分與治理效率之間的關系。結論顯示，當污染物存在顯著的跨界外溢性且各地區污染物的外溢性程度差別不大時，中央集中治理污染更有效。相反，當不同地區在污染物的外溢程度上呈現出較大差異時，地方治理則更有效率。陸明濤等建立了一個包括非位似性偏好和生產率差異的三部門結構變遷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在特定假定條件下得到了資本、勞動、消費和產出在不同產業間的分配比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動態變遷路徑，為理解中國經濟提供了一個長期動態演進的視角。黃昊等從生產角度構建了多部門增長模型，以探討三部門技術進步率的增長率不均衡性所帶來的相對價格效應，推導出存在一條唯一的廣義均衡增長路徑，經濟沿該路徑增長的同時會實現結構的轉型。在此基礎上，運用結構轉型數據從結構轉型和各產業技術進步率兩個維度來分別探討30年來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特點和趨勢，以檢驗是否符合世界各國結構轉型的Kuznets特征事實。
劉瑞明等在行為法經濟學分析框架下分析了食品安全治理問題，發現企業的“短視認知偏差”會放大“造假沖動”，使得企業生產更多的假冒偽劣產品，并且企業的造假行為具有“自我強化效應”和“互動傳染效應”，而在法律、信息披露機制等不完善的環境中，這些效應有可能被進一步放大。蔡衛星等研究了企業集團、政府干預與投資效率的關系，利用2003—2012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分析了企業集團和政府干預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企業集團降低了非效率投資從而提高了投資效率。黃壽峰等通過構建腐敗、公共投資影響基礎設施質量的理論模型，利用我國省際公路基礎設施相關數據和2012年世界銀行的中國企業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了腐敗、公共投資在基礎設施質量發展中的宏觀表現及微觀影響。
尤濟紅等分析了環境規制能否促進R&D偏向于綠色技術研發的問題，通過建立數理模型，并采用動態面板的GMM方法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總體上的R&D投資顯著有利于工業的綠色技術進步，表明中國工業的自主創新符合新型工業化的發展要求。桂林等分析了社會穩定、社會道德與分權治理的關系，認為通過分權治理措施如法治分權、財政分權、監督分權以及社會分權，來規范權力運行并限制權力尋租與濫用，是保證社會長治久安的治本之道。陳學政等建立了一個分而治之的理論模型，用以闡釋為何盜賊統治政權可以通過實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均衡狀態中得以維持，以及這種策略會對社會經濟利益分配的影響。
葉兵等構建了一個具有存款利率管制的世代交疊（OLG）模型，定量分析了提高退休年齡對宏觀經濟以及社會福利的影響。數值模擬顯示，如果不進行改革人口老齡化將會導致長期穩態的養老保險替代率較初始穩態下降5702%，而提高退休年齡能明顯減緩替代率下降的趨勢。韓超等分析了規制治理、公眾訴求與環境污染的問題，對環境規制決策、環境污染結果以及環境達標效果的系列檢驗，表明當前中國城市環境治理過程中存在顯著的策略性行為。蔡東玲等分析了集體聲譽視角下的醫患沖突與治理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證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影響醫患關系的內在機制，從集體聲譽的角度考察醫患關系，并且結合醫生和患者的集體聲譽進行了考察。王海等分析了老鄉情結如何影響地方官員的決策，研究表明老鄉情結對省委書記的隱性決策有所影響，表現為離家越近，隱性決策的影響越大。
年猛等從戶籍限制的角度分析了行政等級與大城市擁擠之困，認為由于城市間行政地位在中國不平等，導致資本、教育、醫療、優惠政策等資源向行政等級水平較高的城市集中，這種公共或非公共資源的集中必然吸引人口向行政等級高的城市遷移。顧振華等分析了生產安全、政治關聯與官員晉升機制的關系，發現擁有政治關聯的企業更加容易發生安全生產事故；對于輕微的生產安全事故而言，企業的政治關聯會減小事故對公司業績帶來的負面影響；對于重大生產安全事故，政治關聯并不會對事故的影響產生作用。
（二）經濟史研究和計量經濟學理論研究
在經濟史的研究中，林友宏等分析了多民族國家如何實現對邊疆文化異質性地區有效管理問題，認為“改土歸流”所導致的統治方式轉變，通過移民、公共物品提供的途徑，提高了改流地區的人口密度和進士數量，促進了改流地區的經濟發展；“改土歸流”對于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持續到了當代。代謙等分析了為何相對于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對外貿易更為發達，在“商業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遠，認為南宋經濟的這一變化與其要素稟賦緊密相關。“靖康之亂”徹底改變了宋朝的要素稟賦結構，這種逆轉，對宋朝經濟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海外貿易對宋朝經濟的影響更深，進一步促進了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
此外，基于計量經濟學理論，Zhonghao Fu等提供了一個可以在真實非線性經濟結構中區分假的非線性的非參檢驗方法，這一方法避免了維度的問題，允許存在外生性和非連續的回歸參數。進一步地，模型的檢驗統計量對于可能的高維的時間變化動態是穩健的。
六、 結語
青年經濟學者是引領中國經濟學研究走向國際化和現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中國經濟學的未來希望所在。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自2001年成功舉辦以來，已成為全國青年經濟學者的年度學術盛宴，成為中國經濟學學術交流的最高端平臺之一。不少曾經的青澀學子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棟梁之才。本屆論壇不論是從投稿數量和論文質量，與前幾屆相比較又有了進一步的提升，特別是基于中國經濟生活現實的選題、研究方法的現代化、研究視野的國際化，以及論文寫作的規范化都得到顯著提高，成為中國青年經濟學者又一次高水平的交流和對話。
